研究民族学发展史，特别是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是更好地掌握民族学的需要，是建设中国民族学的需要。因此，我很早的时候，就写了一些文章介绍和评论当时的中国民族学发展的情况；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看一看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情，有哪些地方是成功的，哪些地方还不足，这样，努力的方向才更清楚。这个世纪很快就要过去了，在这个时候多作一些总结更有必要。最近一些年，虽然也有一些同志研究中国民族学史，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仍然不能适应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需要。
对于王建民同志，我是很熟悉的。他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民族学硕士；以后，又在陈永龄教授的指导下攻读民族学专业中国民族学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时，他曾经几次到我家里来访问，了解人们已经很模糊的1949年以前中国民族学发展的情况和我个人的学术经历。后来，我担任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认真地评阅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民族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史（1903—1949年）》。建民同志作研究很扎实细致，跑过许多地方，访问了许多人，资料引证和例证相当翔实和丰富，涉及的学科跨度大；他搜集到的许多材料，是我这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以前未曾见到过的。他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史料研究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较好地把叙述和评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融合在全书的各个部分中。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结合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对中国的早期民族学的历史分期问题、学术派别的性质问题和早期民族学发展的特点、经验、问题及作用与意义，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提出了不少有特点的新观点和新见解；能够历史地、客观地看待和评价早期的中国民族学工作者的学术成果和经验，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这一段历史中的问题。因此，我们答辩委员会一致认为：他的著作“加强了中国民族学领域中的薄弱环节，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发展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建设中国民族学理论作了基础性的工作，对现今往后的民族学工作者了解中国民族学的这一段历史，借鉴前人的经验更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也很希望他的研究成果能够在适当地修改之后早日出版，并且希望他能够继续努力，接着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我国民族学的发展情况。现在，我得知他的《中国民族学史·上卷》即将出版，下卷也已经开始写作，特作此文，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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